坐在电脑前的人，可能一面吃着饭、扯着淡，一面看着地球另一边的人被无人机炸成了渣。
“有两个人被炸得稀碎，乃至恰登（人名）认为，可以用勺子把他们从战壕的墙上刮下来，葬在饭盒里。”
这场战争，残酷程度不亚于现代战争，所有有了“凡尔登绞肉机”、“索姆河地狱”这些词。
战争是政客的游戏，真正提着脑袋玩命的却是战场上的士兵，比士兵更惨的是劳工，跟士兵一样出生入死，战争的荣誉感却跟他们无关。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中国人，他们跨过半个地球，拿自己的血和命，参加一场与自己丝毫没有关系的战争。
这场战争留下了很多传奇，造就了很多英雄，传遍全世界，只有他们被所有人遗忘。
往村口走的这一路，刘继孟身后跟着个光的3岁男孩，一手抹眼泪，一手时不时去扯他的衣角。
看见道旁有棵大榆树，想着这树的叶子能吃，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大家常来采。
刘继孟和同伴赶去了威海卫，那是英国招募华工的聚集点。他们将从那出发，去个从没听过的地，但他们充满向往。
威海卫集结的华工。在威海卫登船的华工至少有44079人，占十四万华工的31.5%
那几年山东灾害不断，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日本强行占领了胶州湾，意欲蚕食。
当时的招工布告精准击中大家的痛点，做华工能让穷人变有钱，每月赚20个大洋，家人也能跟着享福。
据老舍同时期在北京的记录，1毛5分银毫就可以在北京的馆子里吃上一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两个饼，一碗馄饨带俩鸡蛋。
而这个机会，还是刘继孟自己争取来的，这个机会珍贵而特殊，因为招人的是蓝眼珠、高鼻梁的洋人。
据招工的洋人说，他们的铁路、马路、矿场缺人，都是出力活，所以对体质要求很严格，高大强壮才行。
刘继孟因为家穷吃不上饭，长得特别瘦小。为了能通过体检，他在外国人面前特意表现出精神抖擞的样子，还真通过了。
他跟其他人一样，领了套干净的衣服，还有一个带着编号的铜箍，那是他们身份的唯一标识。
华工们到达威海卫后，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流程，依次进行体检、发放服装、编号戴镯、登记照相、组织编队、知识测试、签订合同等环节，之后还会进行短期的体能训练，打疫苗等。
这支不断集结的队伍里，有老师、铁匠、农民……他们在待发所时刻为出发准备着。
伙食上，整了2排大灶，16口大锅，一天3顿饭免费供应，盛到手里的米饭都冒着尖儿。
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来说，没啥比这更实在了。当时一位中年大叔，一手捧着饭碗，一手指着带有黑色“福”字的旗，笑得很满足。
有个华工感叹“他们提供的食物特别可口，顿顿管饱，房间的窗户晚上都开着，还有热水肥皂浴，就感觉生活从来都没这么美好过”。
不仅如此，在待发所的华工，每10天还能收到一笔小额的零花钱，每人一个大洋，或存起来，或寄回家，总之踏实。
10月末，一批华工们从威海卫出发。他们换上了新衣，背着包，到外面的空地和亲朋好友们道别。
伴随着炮竹声，他们昂首挺胸沿路径走上码头，站在甲板上看故土渐远，满怀期待。
然而，就像有个华工回忆录里写的“离开家乡时的兴奋，让他们把将要面对的危险都忘记了。”
1916年6月24日，法国北方的索姆河正经历着一战中顶级规模的一次会战。
战争中受伤，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索姆河战役是一战中顶级规模的一场战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坦克投入实战中。战争两方伤亡人数超130万，也被称为“索姆河地狱”。
英法劳动力的短缺连罪犯、逃犯都被投入到生产一线的队伍里，更不允许任何一个工人擅离职守。
当时有位妇女旷工了一天，便像罪犯一样被带上了战时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和罚款。
同年8月14日，英国决定在法国和别的地方使用华工。采纳了北洋政府“以工代兵”的方案。
但这些事儿，先后赴法的14万华工并不清楚。他们不懂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漂洋过海数月到了地才发现，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918年英国陆军部“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华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一直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
当1917年中国对德正式宣战后，他们被派到一线战场，经常冒着炮火的威胁挖战壕、铺电线，直到战壕成为自己的坟墓。
根据保罗福塞尔的统计，协约国和同盟国交战双方的战壕总计2.5万英里之长，其中英军独自据守的战壕长达6000英里。一个人可以沿着这些战壕从比利时海岸一直走到瑞士边界。
此时的德国空军，正准备对这处有着近300名华工的营地附近发动空袭和炮击。
想活命的人，惊恐万状，四处逃窜。他们从围在营地的铁丝网中破开一个豁口，才得以逃生。
一名叫黑格的英国士兵在自己的日记里描述了那个场景“一颗炮弹飞来，每一个中国人都直起腰，然后不见了。他们的蓝色制服系在腰间，看起来像风中的气球。”
初见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会昂首仰视，笑着讨论，没曾想过他们眼中的“大鸟”，是杀人利器。
但对大多数华工而言，每次经历轰炸，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他们开始害怕晴朗的夜晚。
一战期间，德国大量使用毒气弹。一名华工指挥官麦考密克说，“一场袭击后的3个月里，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敢脱裤子，随时将防毒面具放在枕边。”
当时有一位随队的华工翻译顾杏卿，将欧洲战场上的见闻，记在了他的《欧战工作回忆录》中。
他曾见过一位近50岁的华工，吃过午饭后给自己灌了大量冰水，躺在烈日下暴晒。不到两个小时就去了。
这位大叔到法国是来找儿子的，期盼俩人能一起回乡。不料孩子没找到，他先赴了黄泉。
还有五十八队的华工，来法国为求前程，妻子苦劝无果，于他启程时，便吞服了自杀。
他接到这一条消息，后悔未听妻子的话，又念及家中母亲没人照顾，哀求回国不被准许，恼自己失去自由，发了疯，被关进了华工疯人院。
终于熬到1918年协约国获胜，可胜利仿佛与华工无关。当欧洲人享受和平带来的喜悦时，对华工的生死考验仍在继续。
学者费朗斯伍德曾根据基督教青年会的报道得出结论，认为最糟的工作是停战后，被送去清理战场武器、收集埋葬尸骨。
这是个非常让人排斥和压抑的工作，却落在了华工身上。有人统计过，战后华工曾清理了二百五十万公顷的战场。
战争结束后，华工承担起清理战场的重任。不少人因触雷或未引爆的炸弹而伤亡。同时，清理尸体也让华工的精神承担着很大压力。
醒来点了根烟，未熄灭的火柴扔在了绳子边，直接炸了。至死他都不知道，这卷绳子是特制的绳状无烟炸药。
三三两两的华工捡到德军遗弃的工业酒精，为了缓解疲劳，把它当酒喝了，中毒身亡。
在清理战场的过程中，他们除了搬运战亡的士兵，还会捡到跟自己一样的铜手箍，只有编号，不知姓名。
如果说这些是战场上华工的“无意识”丧命，那最过分的，便是一些英国士兵拿人命当儿戏。
在《查理斯沃德访谈档案》中提到，曾有一队华工，奉命到一座军营做清理工作，某个士兵想开玩笑，将一枚米尔斯炸弹放进垃圾桶，导致17名华工被炸伤。
这些经历，无人可诉。一位曾做过飞机机师的华工，回国后跟同乡人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却被看成骗人的鬼话，“这世上还能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正值雪季，他们在距离德军只有50米的前线，冒着空袭和炮火挖战壕，冰冷的泥浆淹没小腿，很多人的腿因冻伤而溃烂。
在被英国人训斥时，中国队长冉镇海还在一旁帮腔。谁要是不听话，两次以上就要送到“英雄队”。
可还有让华工们更气愤的。从阿拉斯退却受伤的12个华工，医生给他们取弹片的时候没用麻药，直接把他们捆在床上开刀。
受了这么多委屈的华工们决定给自己讨个说法，有个叫张彦彬的华工说，这事儿，咱得智取。
他在来法国之前曾因剪辫子的事，让英国人见识了什么是中国功夫。平时在营里帮大家写家信，在华工中挺有威信。
第二天排队分工时，几个工人高声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喊的人慢慢地多，随营的翻译张邦先帮忙交涉。
中午大家回营的时候，看到铁丝网外排了一队荷枪实弹的英国兵。也看到从医院回来休息的工人，被冉镇海打得浑身发紫，说他造谣生事。
这场风波以后，英国人确实改变了些。他们在背后调查策划者，始终没得逞，这事儿对其他营的影响挺大。
华工们当时在国外，因管理粗暴、缺乏交流等原因，经常会被士兵欺辱，所以华工们劳作期间会进行武术演练。
当时还有1万华工被派到美国管辖区，一个美国兵侮辱了在营地旁散步的华工，两方打了起来，最后美国兵们妥协。
据当时参与的华工陈宝玉回忆，这事儿就是让他们明白，中国人不怕打架，而且很会打。
在审判华工的军事法庭上，一个军官带着一摞盘子去了，因为他听说中国人起誓，要摔盘子才说实话。
因为沟通上的不便，有次华工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拒绝出工，英国军官差点武力解决，最后基督教青年会介入，翻译明白了，华工复工。
既然冲突有方法降低，1917年年底，非官方的“基督教青年会实验计划”在部分华工团中展开。
青年会从娱乐、教育、道德和宗教信仰入手，跟华工们同住，还给大家充当翻译。
华工们以空饼干桶代替鼓，以钢盔做铙钹并辅以二胡组成临时班子，表演节目，调剂生活，庆祝春节。
青年会中为华工服务的团体，很多是在欧美的留学生。因为大多都是中国人，也让华工们觉得亲切。
有次在防空洞附近听讲，一阵急雨打湿了每个人的衣服，但没人中途离开，大家都坐在那听到最后。
当时最受华工欢迎的两项，是帮写家信和读书课。因为华工们在法国看到很多小孩都能读报纸，他们意识到这是差距，他们也想了解更多。
一位姓杨的华工，希望营地能有一名法语老师，干事说只要他能负责保证华工们按时上课，他就会每周来上三次课。
而杨工的出发点很纯粹，他自觉年纪大了，没法接受正规教育。没知识他就不能为国家做事，所以他要帮亲友们获得知识，让他们做好为中国服务的准备。
他开展了华工扫盲班，发明了套600字识字法，让华工的识字率从20%提升到38%。这项行动也为日后的中国和全世界开展扫盲运动奠定了方法基础。
华工学习笔记，教华工识字不仅提高了识字率，有的华工甚至学会了法语和英语。
1919年，他要回美国继续念书，临走前冒出一个想法，给在法国的华工们办一个好读易懂的报纸，《华工周报》应运而生，卖的最好的时候，发行量在15000左右。
比利时布鲁文铁路工地的华工读报。他们开始关心时政。当时在法国也有2家为华工制定的报纸，由中国早一批知识分子李石曾等人创办。晏阳初的这版更贴近华工生活，包含祖国消息、欧美新闻、华工近况等，还会劝告华工不要骂人、赌博，要爱国。
有个华工给晏阳初写信说，“自从你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担心周报卖的太便宜，恐怕不久就要关门。决定捐出自己到法国3年的积蓄，一共365法郎，支持周报继续出版。”
和华工相处的这一年，晏阳初了解到华工们的优秀，觉得他们和自己唯一的不同，是华工缺少读书机会。
他说外国人叫华工“苦力”，而他认为“苦力”二字包含了苦难和力量。是华工教他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中国人和中国的未来。
晏阳初（右），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1920年晏阳初回国，开始在乡村推广平民教育。当时很多军阀在大众教育上达成共识，支持平民教育教师办班上课，甚至提供经费。如果有人不认识《平民千字课》，必须交一笔文盲税。
而《华工周报》在存续期间，多次组织征文比赛，始终给华工们留出表达自我的窗口。
有一个来自天津的马工，来法国之前不识字，学习以后，他说心底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就是能在某一天向世界宣告，他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
他在文中说道他的认知，他发现原来不分阶级大家都可以动手做工；原来女性可以跟男人一起并肩劳作；原来比智力、赛体力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
更重要的，他说道，来法国之前没有家国的概念。但目睹了欧洲人在一战中为了自己国家奋不顾身后，感觉自己和身边的华工，慢慢的变多人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被激发出来。
在皮卡迪战役期间，华工团的一名指挥官因为德国人的突然进攻被包围，他身中毒气无法移动。
当德军步步逼近时，华工们把他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他们拿着干活用的铁锹、镐头和德军战斗。
经部队允许后，他们把自己的香烟和定额口粮分给伤员，换来了士兵的感谢，士兵说原来大家都一样拥有颗善良的心。
华工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和自己息息相关。他们会用行动展现自己的所思所想。
空中飘了很多国家的国旗，唯独没有中国的，在场的6000名华工集体离场以示抗议。
他们关注国内时事，《李骏致复发华工的第四份通知》中记录，当华工们得知华北地区遭受洪水袭击时，拿出辛苦挣的法郎支援灾区，不到2个月，筹集了10138法郎。
当他们从《华工周报》上得知，中国在战后巴黎和会上未能收回被日本控制的山东，他们给报刊投信，对列强进行谴责，还捐款支持政府捍卫国家权利。
华工邰魁义将他3年赚的550法郎全部捐给中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团，他说“只要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代表们可以把这笔钱用在任何他们都以为合适的地方”。
甚至在他们了解日本欲强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原先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控制权时，华工派代表给当时的外交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递了份请愿书，让他回绝日本的要求。
正是华工们的存在，让外交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掷地有声的反驳，那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拒绝签字。当时列强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顾维钧用14万华工参战予以反驳。并在会上表达中方的态度“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虽然巴黎和会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拒签和约开辟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
那天他们竖起了一座用鲜花和彩灯装饰的凯旋门，凯旋门的四角悬挂着各协约国的国旗。
在凯旋门的最高处，飘扬的是中国国旗，线面的横幅上是四个巨大的汉字“人道大胜”。
呼吁在场的每个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努力，他们期待有一天中国能庆祝完全属于自身个人的伟大胜利。
战后有3000人留在了法国，有些人跟法国女性结了婚，华工张长松和妻子生了13个孩子，结婚60年过得很幸福。
也有一些留在法国的华工，当时法国政府说“如果愿意留在这，会无条件协助辅助就学就业”。
而那大多数回了国的人，如他们当初所言“我们注定要回到中国的，我们不仅带回去钱，更带回去新知识、新技能。”
有位华工发现一名被政府指派在村子里建免费学校的老师，额外跟学生每人收3贯钱。
在给富路得写的书信里他提及“我研究这些，不是为了个人钱财，只是对《华工周报》呼吁的一种反应，我已经将在法国的心得经验带回中国传播了。”
技工合影。回国后，很多华工将旅欧心得应用于实践。或开工厂、办医院、热衷发明，或投身到社会改革运动中。
还有刘继孟，也平安回国了。他用攒的钱供两个儿子念了书，一个考上了南开大学，一个在抗战中参加了新四军。
《留法勤工俭学之澜》中曾记录，周恩来在1921年公开承认旅法华工是勤工俭学的开拓者，随后开启了赴法留学的旅程。
在法国他和一些华工有着密切交往，一位留在法国成为茶叶店主的华工甚至为他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提供了资助。
像周总理一样参与勤工俭学的人还有1600个，他们很多人成为了中国领袖，都曾追寻过一战华工的脚步。
也是1921年，因顾维钧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捍卫，获得了国际的广泛同情。
华盛顿会议议定，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五年外，胶州、青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
哈佛大学徐国琦教授曾痛心地说过，华工们漂洋过海，为拯救英法等国的命运而出生入死。
上面刻着一位手持短剑的勇士，脚跨骏马，马蹄下踩着一个骷髅。勋章的侧面有一个编号，这是留给亲人最后的念想。
他们的旧衣物被家人放入坟墓中，安置了一座衣冠冢。经年一别，再无人见过他们。
墓碑上刻着虽死犹生、鞠躬尽瘁的碑铭，中间写着华工们的名字、国籍、死亡时间。
刘文木，山东临邑县人；手箍号2094；中国劳工；死于1917年4月30日。
张喜和，山东淄川县人；手箍号4997；中国劳工；死于1918年12月20日。
王学四，山东博兴县人，手箍号29936；中国劳工；死于1919年9月22日。
范立勇，山东邻驹县人，手箍号53350；中国劳工；死于1919年11月14日。
杨十月，山东临邑县人，手箍号104556；中国劳工；死于1919年1月12日
一战学者杰伊温特曾说，历史的记忆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多一个人了解，他们的存在就多一份意义。
100年前，活下来的华工，临回国组织了一场为期3天的悼别会，跟同胞们告别。
100年后，后来人去墓地拜祭，看着整齐的、朝向东方的墓碑，告慰英魂，你们曾经的愿望和期盼，我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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